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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造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唱响精神之歌的主

发布时间:2018/12/16

在改造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唱响精神之歌的主旋律

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我们都期望“黑户”时代尽快终结。

作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最后的黑户”毕设小组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7-05

2016年2月23日,王长德带着12岁的女儿睿睿到派出所上户。
在向办事民警递交了相关材料后,他的女儿终于顺利上了户。之前二孩上户所必须的、需要20几万赎买的《计划生育证明》,已不再需要。
只花十分钟,他的户口本上终于有了属于睿睿的一页。为这一页薄纸,他奔波了整整12年。
睿睿的幸运得益于一项“新政”,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藏匿已久的“黑户”终于有了得到“洗白”的机会。
但全国1300万无户口人员,并不是每一个都像睿睿那样能顺利上户。他们中有许多人,依然生活在“黑户”的阴影之下。

“黑户”群体影像
户口簿,不过几页纸的轻薄,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以及福利保障都与这一薄薄的户口本息息相关。
在中国,像睿睿那样没有户口的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给出的答案是—至少1300万,几乎每100人中就有一个人是“黑户”。这比希腊总人口还要多200万,和挪威、芬兰、丹麦的人口总和差不多。
他们没有户口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社会俗称为“黑户”。与其他弱势群体相较,“黑户”更显隐秘,他们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难以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行走在都市中的“隐形人”。
2015年,一份16页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再次唤起了人们对“黑户”群体的关注,也首次显露出了“黑户”群体的冰山一角。该报告作者万海远指出,多胎超生、未婚生育、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该报告的部分成果发表在2015年第5期《南风窗》杂志上。
和全国的情况相较,深圳作为一个经济发达、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黑户”群体的类型及其分布有其本土化的地域性特征。深圳的“黑户”,主要是多胎超生和未婚生育群体,他们呈现出低龄化特征。据我们向深圳“超生”父母派发的问卷,有78%的“超生”孩子都还未到上学年龄。  至于“超生黑户”群体的数量是多少,官方统计的数据寥寥。深圳卫计委曾对《深圳特区报》透露,2016年待入学的小孩中,“属于我市户籍人口超生而未办理出生登记的小孩”约有3000名。深圳小学入学年龄是6周岁,假设每年情况大致相同,则深圳有1.8万名小孩因超生沦为小“黑户”。
这样的数据并非凭空捏造,我们先后加入8个“超生”家长群,其中6个是深圳本地的,经去重统计,得出深圳因超生未给孩子落户的家长是3082人。这只是在线上抱团取暖的部分,没有浮出水面的部分则无从知晓确切数据。
同样通过群形式集合在一起的“黑户”群体还有未婚妈妈,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共查找到5个未婚妈妈群。这些群成员比起超生家长,更为敏感而隐秘。基本要求有亲子照片和语言验证通过才能进群,且坚决抵制男性入群。
最终,我们成功加入一个两个未婚妈妈群,其中一个是深圳本土的,共有89个群成员;另一个是全国的,群成员是48个00后、90后未婚妈妈。
除此之外,深圳还存在一群特殊的无户籍信息人员,他们是被安顿在救助站的城市流浪人员。
据深圳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张文伟介绍,由于无法正常沟通,很难得知这部分人是否有户口。就算有也问不出来,也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户口。
“这类流动人员会在救助站住上一阵子,如果仍然无法获知他们的户籍信息,就会被送到惠州福利院安顿。”张文伟说道。4月18日,我们再次联系张文伟时,他给出了一个最新数据—目前市救助站这样的流浪者有四五百个,且每年以10%的比例递增。
为获知深圳本土的“黑户”数据,我们先后多次走访了市统计局、卫计委、公安局及其基层单位,得到的回应均是这个数据无法统计。因此只能通过拼凑数据的方式,从不同侧面揭示深圳“黑户”群体的存在。
这些分散在深圳各个隐蔽角落里的“黑户”,仍然生活在阳光无法到达的地带。这些“黑户”在医疗、教育、出行,处处是坎,到处是墙,每个“黑户”的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而他们的故事汇集而成的,是这个时代与国家户籍的症结。

“黑户”的生存隐患
199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张强的身份证过期了,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黑户”生涯,20年间来回于各地法院的诉讼文书垒满了整整一书包。
由于户口在毕业迁移中丢失,他在深圳的生活寸步难行。因为没有户口,他没有社会保障,签不了合同,考不了驾照,甚至连出门旅行、住宿都难以实现。
他一直无法摆脱“黑户”身份带给他生活的阴霾。
3月7号下午,在接受采访时,张强回忆起6年前最后一次回家的经历。从深圳到辽宁营口,他和家人一共倒了8趟大巴,这段3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耗去整整一个星期。同样一段路,坐火车只要不到30小时,飞机5个小时。
“过年的时候你们可以和亲人团聚,我不行啊,3500公里的路,我总不能靠倒公交车吧。”张强无奈地解嘲道。
出行受限只是阴霾的一角,对于年近半百的张强来说,每况愈下的身体使得医保的问题愈来愈突出。
采访的前7分钟,他忍不住咳嗽了3次。“这感冒持续两三个月了,只是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我才会吃点药。”张强解释道。没有户口,没有医保,需要全部自费的身体检查于张强而言是一种“奢想”,纵然他知道没有准确的诊断就没有准确的治疗。
我们在采访中观察发现,不敢去医院是“黑户”共同的特点。大都市医院的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先进准确的医学诊断方法与他们无关。
然而比起身体病痛,妻离子散的惨剧更是“黑户”的无法承受之痛。
现在南山塘朗打工的郑元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坐牢的18年间,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铁窗之外还有个女人在等他。出狱后他才发现,身份证在被捕时被弄丢,公安系统“查无此人”。
没有户口,他们无法登记结婚,18年的等待与希望,在“黑户”这个身份面前瞬间暗淡。他们现在分居两地,“不见面至少不用想这些问题。”郑元峰低下了头,默默说道。
因为户籍身份的缺失,“黑户”几乎被剥夺了扮演所有社会角色的权利。他们拼尽所有想要去承担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角色,却在“黑户”的现实面前屡屡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黑户”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普遍较低。根据万海远的调查问卷,有超过83%的“黑户”认为是不公平的。近年来,因为这种不公酿成的“黑户”群体悲剧不绝于耳。由于缺乏利益表达的常规渠道,“黑户”往往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容易成为社会的隐患。而群里的人对新加入的成员也都非常警惕,他们敏感而多疑,缺乏安全感。在群里接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曾多次被怀疑是卫计委派到群里摸底的,是“卧底”。其他新加入的成员也偶有被质疑的情况。
在提及敏感词汇例如“警察”,他们会用“”代替,这是他们在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内部默契的话语体系,不懂这种游戏规则的成员也容易招致怀疑。
户籍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掌握人口信息,而“黑户”的存在必然带来人口底数的不清,这不仅影响政府决策,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在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数量庞大的“黑户”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带来了挑战。
深圳坂田的一位基层民警向我们透露,一般情况下,民警会对辖区内的“黑户”有一定的掌控,但由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很可能这些“黑户”今天在辖区内而明天就离开了,这种不能及时管理的难题是潜藏着的治安隐患。

“黑户”溯源:户籍管理与计生政策的“捆绑搭车”
户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管理人口,而户籍所捆绑的种种利益,却让户籍制度成了“拿户籍说事”的制度。在万海远看来,户籍管理与计生管理的“捆绑搭车”,已经成了“黑户”问题长期以来难以根本解决的最大根源。
2004年,王长德的二女儿睿睿出生了。依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孩子属于“超生”。她的中国公民身份,需要花费2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赎买”。因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条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计征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社会抚养费。
这并非个例,根据我们向深圳二孩父母派发的问卷调查结果,社会抚养费需缴金额在20万元~26万元的超过51%。
由于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料,在超过8成的二孩家庭中,夫妻只有一方有正式工作。经计算,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要存够这笔社会抚养费,需要不吃不喝5.8年。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难受,天天睡不好。昨天梦见计生办的人来家里,骗不识字的公婆交钱给孩子上户口,我当时就吓醒了,浑身都是汗。”一位网名为“千寻”的二孩家长向我们透露心声。
该问卷结果还显示,有79.88%的受调查者表示因为孩子没有上户感到非常焦虑。在“一点都不焦虑”至“非常焦虑”5个等级区间内,每5人就有4人选择“非常焦虑”。
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孩子成长发展的担忧,还有对社会抚养费的惶恐。
尽管早在1988年,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文,禁止将计生证明、超生罚款与户口登记捆绑。但现实却是,各地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将计生与上户口等权益搭车捆绑的“土政策”。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深圳,2015年12月修改的《深圳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仍规定了“上户时公安部门应查验社会抚养费收据和计划生育证明”。
从2014年10月开始,为了给女儿上户口,王长德多次往返奔波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和深圳市卫计委,都被以“缺少《计划生育证明》、《社会抚养费缴纳凭据》等材料”为由拒绝办理上户手续。
户籍制度的本义是管理人口,但制度设计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基层执法,却引发了违背伦理纲常的社会乱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会被亲生父母送给他人,或者流入网络送婴、卖婴的人贩手里。甚至有些“黑户”孩子被拐走后,父母却不愿意报案。因为孩子纵然找回来了,计生委的“罚单”也就随之而来了,很多父母都选择了沉默。
2016年3月,16岁的未婚妈妈周燕在群里发布信息,想将自己未婚生的孩子送给群里认识的网民。信息发出不久,就有两个网友当即表示“真心求领养”,其中一位网友还愿意给周燕提供“经济补偿”。
事实上,类似的“网络送婴”事件并不是个案。追溯这些孩子父母送婴、甚至卖婴的行为动机,无力缴纳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无法给孩子合法的身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知易行难的“黑户”洗白之路
王长德所期待的二审仍遥遥无期。
按理说,行政案件必须在6个月内审结,可现在已经远超过这个期限了。
新政策的出台给王长德带来了希望,历史或许会将“黑户”定格在2016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切实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一个常住户口。
据新华社报道,公安部在随后的答问环节,表示他们已经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摸清本辖区无户口人员底数及有关情况。在户口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还要开辟绿色通道。
一场由上而下清理“黑户”的战役正在进行。
2月2日,睿睿终于等来了那张可以证明她身份的小卡片。落户手续办理得很顺利,过去上户必须的与计生政策相关的材料,如社会抚养费缴费证明,现在都不需要了。
2016年1月21日,我们走访了关外6个基层派出所,从宝岗派出所户籍工作人员处得知,《意见》发布后前去上户的人数明显增多。近期,辖区内新增的上户人数就有80余人。
但许多超生及未婚家长依然心有余悸,担心一旦孩子上了户,孩子的户籍就成了计生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证明。
因此,如果孩子不是已届学龄,没户口无法入学,家长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孩子上户,而是选择观望。
“现在政策虽然开放了,我们不是不想去上户,而是实在不敢。深圳的计生细则还没出台,上了户口之后谁知道卫计委会不会上门收钱。”家有4岁二孩的小米妈妈在群上说道。
修改后的计生条例说明,2016年后出生的二孩和未婚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将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然而对于此前出生的二孩,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处理方法只是要求各地政府机关自行决定。
深圳坂田派出所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只负责上户口,超生罚款那是计生部门的事,和我们无关。”坂田街道办基层计生办工作人员则透露:“目前深圳市已经暂停缴纳社会抚养费了,下一步收不收我们还不清楚,还在等上面的通知。”
此外,还有不少二孩父母,尤其是公职人员,因为担心上户口会暴露,最后会被追缴社会抚养费,甚至被开除公职,所以迟迟不敢去落户。
宝安的吴姓妈妈对我们透露,现在孩子需要马上登记入学,但户口一直没敢去办,在等细则出台。“像我这种情况的家长很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也没办法。”她说道。
《意见》的出台不仅让二孩家长看到上户希望,“老黑户”们更是充满期待。
3月24日,在前往广东省公安厅上访一个多月后,郑元峰欣喜地接到了原户籍地陆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他过去配合调查。
25号早晨,他刚通宵上完班,就坐上了前往陆丰的班车。在大巴上,他告诉我们,他没敢跟女朋友提起这件事,担心又是空欢喜一场。
到达陆丰后,当地民警带他在他奶奶生前生活的村子里转了一圈,让他辨认村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亲人。但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外面流浪,这个村子只是他办身份证前夕,落脚一晚的地方。用十几分钟时间追溯近30年前的回忆,显然是没有结果的。
民警记录下他在村里徘徊的身影,回到派出所后,把他对这个村子的回忆写入档案,并作出回应:“上面非常重视你的案子,我们会继续调查,把资料往上递,你回去等答复。”
从新政出台至今,郑元峰在等待了3个月后,得到的唯一一个明确答复还是等。
上户的政策条件虽然放开了,但具体的执行结果还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深圳市卫计委还是陆丰派出所,对如何落实“全面上户”工作部署的问题,给出的回应都是“等上面的指示”。
没有人知道“黑户”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我们都期望“黑户”时代尽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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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黄灵灵 魏晞 蓝月 蔡广进 杨晟
指导老师:辜晓进 周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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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啥生意都可以上网做,特别方便!”清晨一打开微信,哈巴河县铁热克乡白哈巴村的蒙古族牧民阿依木就收到了几笔新的订单,高兴地忙活了起来。

阿依木笑着告诉笔者,自从边防连队帮助村民拉了网线,他就一步一步学着在网上搞推销,做起了畜牧产品买卖,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白哈巴村位于新疆阿勒泰山脉南麓深处,素有“西北第一村”之称,因一年中有大半年大雪封山,这个村的村民过着“人住小木房,收入靠牛羊;出无通山路,四季缺口粮”的生活。

“过去没有网,挣钱没门路。”阿依木说,为了拓宽群众致富渠道,白哈巴边防连积极与县电力局等有关部门联系,组织军民竖电杆、拉电线,建立通信基站。边防连时任指导员赵玮带着2名大学生士兵对村民进行网络技术培训,安装无线宽带网络信号发射装置,一下子让村民们在网上打开了视野。

村民波拉提告诉笔者,连队组织村民到营区蔬菜大棚参观见学、传授种植技术,并安排大学生战士为村民开展技能培训,让村民们都很受益。时任连队翻译为他出谋划策,并帮助波拉提在银行办理购车贷款手续。于是,他跑起了运输,没想到几年下来,他不仅把原先的欠债还清了,还盖起了新房。

根据新疆特殊的地域环境,新疆军区全方位改进扶贫模式,依托边防军分区、边防哨所重点扶持特困家庭发展新型大棚种植、家禽养殖和畜牧发展,积极引导群众大力挖掘民族特色产业,帮助农牧民依托通商口岸从事餐饮、汽车维修和民族刺绣等项目,鼓励和引导了一大批贫困群众创业致富。